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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两会内容有婚姻法的改革


 反家暴法何时保护他们:同性婚姻20年两会之路
  “反家暴法是人大妇女代表普遍关心的一部法律,当然不光是妇女,男士也是关心的。”
  2016年3月4日的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,发言人傅莹重点回应了反家暴法问题。3月1日,中国首部反家暴法实施,被视作维护家庭和谐的“保护伞”。
  然而,一直以来,有一个群体始终期待着能够受到家暴法的保护。
  因为“婚姻”关系未能获得承认,目前中国同性伴侣在免除家暴、抚养子女、财产继承等环节,都不能受到保护。一份两会上屡战屡败的《同性婚姻法案》反映了他们的处境。虽至今没能立案,但多年的呼吁正渐渐融化坚冰。
  石沉大海的“提案”
  屡战屡败,屡败屡战——《同性婚姻法案》在两会上近20年来的遭遇。
  2016年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,3月1日开始实施的《反家暴法》受到热议。这令中国同性恋伴侣再次发出呼声:我们的伴侣关系何时受到法律承认?让《反家暴法》同样能够保护我们的权益?
  2015年底,即将出台的《反家暴法》中纳入了“同居关系”,这令同性伴侣一度看到希望。不久后,全国人大社会法室负责人郭林茂表示:我国还不曾发现同性恋之间的暴力事件,所以同性恋不包括在内。此言一出,引发同性恋群体的反对。
  据专家分析,同性恋群体比异性恋者更容易遭受亲密关系暴力——因为同性关系面临压力与歧视,双方发生冲突的机会更甚于异性夫妻。有些同性恋者的家人甚至采取限制人身自由、肢体暴力和冷暴力等方式,逼迫其断绝与同性伴侣的关系。
  残酷现实背后,是多年来我国未能从法律层面确认同性伴侣关系的现状。
  按照社会学方法估算,同性恋者占总人口的3%到5%,中国同性恋或超过5000万。其中绝大多数保持着沉默。因为伴侣关系无法获得法律层面的保护,他们面临家暴、财产继承、收养子女等多方面的权利缺失。
  2000年开始,社会学家李银河起草《同性婚姻法案》并不断完善:这将成为中国保障人权的有力证明,代表党和政府的先进性;婚姻可以让同性恋者建立和保持长期关系、减少性病传播;可以大幅减少同性恋者进入异性婚姻,避免大量婚姻悲剧;有利于人口控制;同时这也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。
  随后几乎每年两会前夕,她都会委托关注此问题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,将这分这份草稿提交上去,却屡屡石沉大海。
  2000年《婚姻法》修改前夕,全国人大法工委征集意见的会议上,李银河第一次提出加入“同性婚姻”的条款。媒体称,这是中华文明史上首次出现“同性婚姻”的讨论。
  相隔16年,李银河仍清晰记得,一位中国婚姻学专家的回应。“他们想同居,就让他们同居去——咱们中国干嘛带这个头。”
  有点超前”
  幸运的是,两会上渐渐有委员和代表开始关注同性婚姻问题以及背后“沉默的5000万人”。
  半年后的2001年两会,一位上海的人大代表接受委托,将《同性婚姻法案》带进了人民大会堂。后来这位代表回复:“我没找到足够复议签字的人。”按照规定,要有30名代表复议签字,才能成为正式议案。
  复议人数并非是唯一的门槛。
  2002年,一位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政协委员,在提案下署了自己的名字,愿意以个人名义递交到政协委员会,但唯一要求是“不能露面”。当时,李银河的提案内容已经引爆了网络,但直到两会闭幕,传统媒体却对此几乎只字未提。
  14年过去,面对搜狐新闻的询问,李银河思索片刻还是回答:“不能说(他的名字)。”
  2006年两会前夕,恰逢10个政协委员通过媒体征集提案,媒体将这份提案转交全国政协常委、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万钢先生。媒体报道后,很快遭到万钢的否认。
  李银河回忆,对方称“没有收到”:“......我是搞教育的。所以就算拿到了这个提案,我也不会转交的。我不会提出来的,我不懂。”
  后来,提案又转交到另一位社会学领域的委员手中。为了避免“给他太多压力”而节外生枝,李银河没有向外界透露该委员的名字。
  几天后有媒体报道,政协发言人吴建民称:“这(同性婚姻)在目前的中国还有点超前”。多年后,李银河与吴建民在华盛顿偶遇谈及此事,“他说自己没说过这话”。
  两会之路屡屡受挫,有评论者说道:我们的民众、行政部门和同性恋者,都还没有准备好。
  实际上,2006年是同性恋群体的重要节点。该年夏天中国第一个同性恋社团在中山大学成立。今年春节,民间组织同性恋亲友会就接到来自全国300多个求助电话,大部分是父母逼婚导致与伴侣关系告急。
  这份“提案”与“议案”连年在两会上受到关注,它背后代表的同性恋群体也开始不再沉默。
  来自代表委员们的尊重
  人们对这同性婚姻的认同感正在增加。
  同性恋话题已不再是主流社会谈之色变的禁忌。2011年央视公开批评歧视同性恋的言论。社会观念不断进步的同时,隐忧却一直存在。
  一组数据显示,2010年新发艾滋病感染中,男同性恋途径占到惊人的三分之一,男同性恋人群感染率导到5%,高发地区甚至有10%-30%的感染率。鉴于男同性恋之间日益增长的艾滋病传播比例,有学者担忧,同妻会否成为中国下一个艾滋病易感染人群。
  李银河再次呼吁:“如果同性婚姻法案能够获批,增加男同人群中一对一的关系,可以减少艾滋病传播的可能性。”
  据一份网络调查显示,2012年两会的公众关注提案议案中,同性婚姻法案排在公众关注的第二位。但当时接受委托的人大代表回复她:“团领导不同意。”
  李银河称,政协委员张晓梅答应将提案草案带到会上。之后的微博互动中,张晓梅表示:“我并不完全认同李老师的观点……但我尊重同性恋,尊重他们的渴望和平等权益。”她认为这事关社会公平与包容进步。
  遗憾的是,因为对同性恋伴侣养育孩子的问题上存在疑虑,后来张晓梅委员没有递交这份提案。
  4个月后,成都高校教师罗洪玲坠楼身亡,引发媒体对“同妻”群体的关注——她的丈夫曾在微博上道歉,承认自己是“同性恋”。在传统观念的压力下,男同性恋者进入异性婚姻,这种没有爱情甚至鲜有性生活的形婚,令他们的配偶遭受持久的冷暴力痛苦。数据显示,接受调查的“同妻”中,90%测出抑郁症症状,其中10%尝试过自杀。
  一份痛苦就这样变为两份,“没有理由让这种悲剧再次上演。”
  曾几何时,同性恋群体还背负着“罪”与“病”的帽子。1997年新《刑法》取消“流氓罪”,同性恋逐步实现了非罪化;2001年,同性恋不再被认定为精神疾病。
  历经20年,他们不再被视作禁忌。
  提案路上不再孤单
  如今,这份《同性婚姻法案》不再孤身前行。
  2012年两会期间,10位同性恋者的母亲向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开信,痛陈孩子在入学、就业过程中遭受的种种歧视,提议国家尽早制定《反歧视法》,以保护包含同性恋在内的弱势群体。
  2015年2月底,一位江西同志的父亲林贤志致信1000名人大代表和委员,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,并附上了自己阅读500万字资料、用一年时间起草的《加快推进我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建议稿》。
  广州母亲吴幼坚1999年得知读高中的儿子出柜,选择了尊重。2005年她向媒体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态度,并通过演讲和疏导的方式鼓励更多人。
 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举办的“多元性别法律研讨会”,邀请到人大代表参,讨论多元性别者在家暴、歧视、就业和生育权(如收养代孕)等问题。主办方同语NGO创始人徐玢也曾表示,无论同性恋亲密关系是否得到婚姻认可,每个人都应该免于暴力。
  有人已经走得更远。2016年初,一对同性伴侣因登记结婚遭拒,起诉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行政不作为,获法院立案受理。1月28日开庭日,被告方申请延期。被称作中国“同性婚姻维权第一案”。
  李银河与自己的跨性别伴侣“大侠”,同样希望伴侣关系获得法律的认可:“如果一方伴侣过世,因没有直系亲属关系,另一方会在财产继承方面处于很大的弱势。在收养儿子壮壮时,只能以我个人的名义领养,就意味着法律上侠子与壮壮是没有关系的。”
  虽然与“大侠”将是“一辈子的关系”,但两人无法享有异性夫妻的医疗同意权。“如果我有了急病,他就无法在同意书上签字。”
  李银河认为短则5年,长则10年,变化一定会发生:“虽然今年几乎不可能成功,但是我们应当一年接一年地提下去,直到它通过为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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